从《利维坦》到 AI Agent：有些问题近 400 年都没变
From Leviathan to AI agents昨天写闲暇与创造力时，我引用了霍布斯《利维坦》里的一句话：
Leisure is the mother of philosophy.
但它后面其实还有半句：
Commonwealth is the mother of peace and leisure.
闲暇是哲学之母，而共同体是和平与闲暇之母。
我也同意后面这半句。
因为“闲暇”看起来是一件很个人的事：有时间散步、看书、发呆、想一些没有立即用途的问题。
但一个人能够拥有这样的闲暇，其实依赖很多平时几乎感觉不到的东西。
我可以一个人在街上走路，不需要随时提防别人攻击我；可以买一个陌生人生产的东西；可以把钱放进银行；可以租一间房；可以相信大部分合同有某种效力；出了问题，也至少存在警察、法院、监管机构这样的地方。
这些东西运转正常的时候，很容易被当成空气。
霍布斯在 1651 年讨论的，就是这个底座。
《利维坦》到底在解决什么
霍布斯做了一个很极端的思想实验：
如果没有政府、法律、法院，也没有一个最终能够执行规则的共同权力，一群人会怎样生活？
他的答案并不只是简单的“人性本恶”。
他认为，人之间产生冲突，可以来自竞争，也可以来自不信任和对安全的担忧。一个人加强自己的力量，可能只是为了自保；另一个人看到以后，却会因此更加警惕。
两个人都没有想当坏人。
但我无法确定你不会伤害我，你也无法确定我不会伤害你。
于是每个人从自己的位置看都很合理，合在一起却可能产生一个所有人都不喜欢的结果。
这也是我觉得《利维坦》特别有意思的地方：
很多系统出问题，并不需要里面有坏人。
只要有多个主体，各自有自己的利益，掌握的信息不同，又无法完全相信彼此，协调就已经成为一个问题。
沿着这个问题往外看，会发现它出现在很多完全不同的地方。
国家之间：没有真正的“世界政府”
一个国家内部至少有政府、法院和警察。
但国家与国家之间，没有一个真正拥有最终强制力的世界政府。
所以国际关系在某些方面很像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。
一个国家增加武器，说自己只是为了安全。
邻国看到以后，不可能完全确定这些武器以后不会对准自己，于是也增加防御。
前一个国家看到邻国扩军，又更加确信自己的担忧是对的。
双方都可以真诚地说自己是在防御，最后却一起变得更不安全。
今天国际关系里把这种结构叫做 security dilemma，安全困境。
国际法、军事热线、核查机制、军控条约等等，某种程度都在处理同一个问题：
当不存在一个绝对可信的最终权威时，怎样降低彼此的不确定性。
公司里：一群好人也完全可以把项目搞砸
把规模缩小到一家公司，也能看到类似的事情。
- 销售想拿下客户。
- 工程希望不要留下巨大的技术债。
- 设计希望体验不要被牺牲。
- 法务要控制风险。
- PM 希望东西可以按时上线。
这些目标本身都没有什么问题。
但如果大家看到的信息不同，目标之间有冲突，又没有清楚的 decision rights、共同事实、责任边界和冲突解决方式，项目一样可能越来越混乱。
- 销售为了自己的职责提前承诺；
- 工程于是开始防御性估期；
- PM 为了交付不断压 scope；
- 设计越来越不相信临时承诺真的只是“这一次”。
每一个动作单独拿出来都能解释。
组合起来却可能变成一种很糟糕的合作关系。
所以组织设计并不只是“找一群优秀的人”。
优秀的人一样需要好的协调机制。
市场：我们每天都在和不认识的人合作
这件事放到普通生活里，我觉得更明显。
我在网上向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买一台电脑，为什么敢先付款？
通常不是因为我研究过卖家的人品。
背后还有支付机构、退款机制、平台评价、消费者保护、合同、法院。
这些东西没有让那个陌生人突然变得更值得信任。
它们做的是另一件事：
降低一场合作需要多少彼此信任。
我觉得这是理解很多现代制度很好用的一个角度。
一个运转得好的系统，并不需要假设每个人都善良、诚实、永远理性。
它会考虑：即使有人犯错、自利、误判，甚至作弊，怎样让整个系统仍然能够继续运转。
Crypto：如果不相信那个“国王”呢？
到了 Bitcoin，这个几百年前的问题又换了一个形式。
传统金融里，我们把账本交给银行这样的中心机构维护。
Bitcoin 提出了另一个问题：
如果一群互不认识、也不需要彼此信任的人，想对“谁拥有多少钱”达成一致，可不可以不依赖同一个中央机构？
它尝试把一部分原本放在机构上的信任，转移到密码学、共识机制和经济激励上。
所以 crypto 里会反复出现 trustless、consensus、governance、incentives 这些词。
但之后的问题也没有消失。
- 谁决定升级协议？
- 发现严重漏洞以后怎么办？
- DAO 被攻击要不要回滚？
- 谁拥有多少治理权？
技术没有让政治和权力消失。
我们只是换了一套方式安排规则、信任和权力。
AI Agent：这个问题又回来了
现在再看 AI Agent，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。
假设一个系统里同时有 Research Agent、Coding Agent、Planning Agent、Execution Agent。
它们掌握不同的信息，可以调用不同的工具，也各自承担不同任务。
很快就会遇到一些非常朴素的问题：
- 哪个文件才算真正的事实来源？
- 两个 Agent 判断不同的时候听谁的？
- 谁只能提出建议，谁可以直接执行？
- 谁可以修改代码、花钱、发邮件？
- 高风险操作是否需要人批准？
- 出错以后怎么知道是谁做的？
于是 AI 系统里开始出现：
permissions、source of truth、approval gates、audit logs、escalation、rollback。
这些当然是软件和 AI architecture。
但换一个角度看，它们也很像一个很小的制度设计：
一群拥有不同能力和信息的主体，怎样在不完全信任彼此的情况下合作，又不让整个系统失控。
甚至我们对自己也会做类似的事
一个人也不会永远目标一致。
- 今天的我想花钱，长期的我想存钱。
- 现在的我不想运动，未来的我希望身体好一点。
- 晚上十一点的我和年初写下年度计划的我，有时候简直像两个互不认识的人。
所以我们会给自己设置预算、日历、deadline、自动转账、习惯，甚至刻意不在家里放某些东西。
并不是因为制定规则以后，我就突然拥有了无限意志力。
恰恰是因为我知道：
不能假设每一个时刻的自己都会做长期最想做的选择。
于是提前给未来的自己留下一些结构。
这个类比当然不能无限延伸，但我很喜欢它。
近 400 年过去，有些问题还是那个问题
《利维坦》出版于 1651 年。
那时候没有互联网，没有跨国公司，没有 Bitcoin，更不可能有人讨论 AI Agent。
375 年过去，我们拥有的技术已经完全不同。
但一些问题变化得非常慢。
当多个各有目标、掌握不同信息、无法完全信任彼此的主体被放在一起：
我们怎样合作？
- 国家用法律和公共权力回答过。
- 公司用组织和权责结构回答。
- 市场发展出了合同、价格和信用机制。
- 区块链试着用共识协议重新回答。
- AI Agent 现在又要回答一遍。
霍布斯给出的具体政治答案当然属于他的时代，也一直充满争议。
但他提出的那个问题，到现在都没有过时。
再回头看最开始那句话，也会有一点不同的感觉：
Leisure is the mother of philosophy.Commonwealth is the mother of peace and leisure.
我们每天真正感受到的，可能只是坐下来喝一杯咖啡、读一本书、想一个没有什么用的问题。
而在这种普通生活下面，其实垫着大量平时看不见的秩序、规则、基础设施，以及让无数陌生人能够一起生活的协调机制。
它们存在得越稳定，我们可能越感觉不到它们。
直到有一天，它们不再正常运转。